崔洪建：“后脱欧政府”能助英国脱困吗

以“旗手”和“斗士”形象带领英国成功脱欧并在2019年选举中大胜的约翰逊首相，却在保守党的众叛亲离中败下阵来。尽管保守党内部的群起倒戈和约翰逊本人的迅速妥协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如此结局早在他风光之时就已注定：“乱世枭雄”般的政治风格很难满足英国社会变幻莫测的政治需要，“破”字当头的“脱欧政府”也很难打破“破而难立”的政治魔咒。

约翰逊出身精英却常以不修边幅的草根形象示人，很符合英国社会近年来反精英的民粹口味，他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事风格也很契合从迷局中破局而出的需要，身处脱欧迷茫中的英国当时的确需要这样一位不走寻常路的领路人，民众也以一场选举大胜和高达70%的支持率回报了约翰逊，把他推上了首相生涯的巅峰，也让后者有了更多想要比肩丘吉尔的向往：不仅要打破一个蜷居在欧盟内的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面向全球的新英国。

尽管随之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没能给他提供一个从容施展抱负的空间，但熟悉的“危机场景”让约翰逊依然自信满满，2019年选举大胜的政治资本也让他在遵守规则和人事任命等问题上我行我素。虽然后来违反防疫政策的“聚会门”丑闻成为约翰逊厄运的开端，在对俄制裁和对乌支援上冲在前头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升，也让保守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吃尽苦头，但约翰逊在辞职声明中却仍将防疫和对俄乌政策视作自己的主要政绩。在被迫辞职前，对约翰逊的民意反对率同样高达70%，曾经在脱欧漩涡中以善于笼络人心和把握民意著称的约翰逊，最终却栽在了与保守党多数成员的疏离和对民意的误判上。

民意和保守党对约翰逊的抛弃，不仅是因为对他政治品行和行事风格的不满，更是因为脱欧之后的保守党政府在破立之间难以两全，道路越走越窄、麻烦越来越多。约翰逊领导下的硬脱欧充满和欧盟一拍两散的豪气，却缺乏自立自主的底气，不仅短期内难以摆脱对欧洲大陆市场的依赖，还与北爱尔兰、苏格兰等地方分离问题纠缠至深，成了绕不过去的政治绊脚石。“全球英国”的宏伟目标想为脱欧之路找到一个高起点，约翰逊政府逐渐向地缘政治倾斜并四处出击的外交看似声势浩大，却回避不了逼仄的地缘空间和缩水的经济资源难以支撑“帝国雄心”的残酷现实。

如同6月初的保守党内不信任投票是对约翰逊敲响警钟一样，约翰逊的被迫辞职不啻对保守党的一声棒喝。面对日益临近的下届大选、咄咄逼人的反对党和不肯罢休的地方独立派，保守党如果不能与约翰逊进行有效切割并吸取足够教训，在连续执政12年之后就将不得不为离开唐宁街10号做准备了。但约翰逊留给继任者的腾挪空间实在有限：一是尽管约翰逊引咎下台可以帮助保守党政府推卸掉一些责任，但从卡梅伦到约翰逊的脱欧债终究是要算在保守党头上的，接任的保守党政府不得不继续面对破立之间的难题。二是约翰逊仍心有不甘，仍然想在政策上继续施加影响。他争取到留任首相至今年秋季的机会，除了不愿就此黯然收场之外，就是要尽可能地留下政治遗产。他在辞职声明中提到脱欧、防疫和俄乌等几项主要政绩，实质上是在暗示继任者需要坚持的政策方向。

何况在脱欧的反复折腾和形势的急剧变化下，英国社会的政治取向和民意基础已经变得愈发难以捉摸。如果约翰逊的接班人是回归英国政治传统的正统形象，缺乏了与草根阶层的联系，恐怕难以赢得对约翰逊亲民随和一面有良好印象的普通民众。但如果复制一位约翰逊式的继承者又无法做到与前政府进行切割，难以展示出保守党新政府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在接班人选择困难的因素之外，约翰逊政府留下来的成堆问题更难解决。在脱欧、疫情和俄乌冲突三重因素叠加下，英国经济正面临结构转型的阵痛，通货膨胀引发的民生问题带有很强的不可抗性质，很难用现有的银行加息和财政补贴方式来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会进一步向社会和政治面传导，从运输业开始的罢工潮如果不能很快平息，也会进一步削弱保守党政府在余下任期内的政治基础。

一旦这些国内问题被反对党加以有效利用，保守党政府就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支持率继续下滑而在下次大选中将政权拱手让人。最难以应对的还是如何在内政外交之间重新建立平衡。欧盟对作为脱欧旗手并且在北爱尔兰问题上态度强硬的英国首相殊无好感，几乎是唯一对约翰逊下台掩饰不住欣喜之情的西方盟友。但即便想要和欧盟搞好关系，但脱欧主张里包裹着的民粹主义内核也会让保守党新政府适可而止，难以实现突破。在建设“全球英国”的既定方针下，新政府自然也想要维持住继续参与大国博弈的“远方”，但前提是整理好家务事并为英国找到明确的方向，否则只能是越陷越深越迷茫，路越走越远越漫长。（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