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东：法律逻辑的困境，可用情理化解

近期，电影《第二十条》热播，收获大量好评。其主线是讲了3个正当防卫的故事：高中生打伤校园霸凌者、公交车司机重伤调戏妇女的流氓、丈夫捅死催收高利贷的强奸犯。这促使人们思考：情与法的冲突，即法律的生命在于逻辑，还是情理？法律逻辑强调客观评价，如果按照无感情的机器人进行机械评价，很多义举就不是正当防卫而是事后报复。而情理强调价值判断，从常情、常理上讲，社会应当鼓励见义勇为。

在法律与情理的冲突中，曾经的很多判例认为逻辑高于情理。因此，本着“法不容情”的理念，不少见义勇为行为曾被认定为犯罪，然而，随着法治的进步，司法机关逐渐开始认可，法律逻辑不应超越公众情理，情理不是法律，但我们需要尽量用情理去解释法律。

法律逻辑归根到底是人的逻辑，法律的底色是情理。我们需要根据情理解读法律。以影片讨论的正当防卫为例，法律将正当防卫的前提设定为“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侵害与防卫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应当同时存在，没有侵害，何来防卫？从逻辑上讲，“不法侵害结束后无正当防卫”，不法侵害停止了，当然就没有正当防卫存在的余地了。在放高利贷者强奸债务人妻子离开时，从法之逻辑看，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丈夫再行攻击就是事后报复而不是正当防卫。但直觉正义告诉我们，丈夫攻击刚对其妻子实施完性侵的强奸犯，是人之常情、民之常理，我们无法期待一个丈夫看着一个随时可能返回的强奸犯潇洒走开，这也是“于欢刺死辱母者案”面对的法律难题。

法律人要做的是，用人类情理来化解法律逻辑的困境，让冰冷的法条能够温暖人心。法条中的“不法侵害”是机械逻辑，但如何判断“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是个情理问题。事实上，“不法侵害”不仅包括客观的行为，还包括人的危险性。对一个刚实施完暴行、尚未逃离现场的罪犯，其人身危险性仍然存在。简单地讲，即使凶手只开了一枪就把枪收起来了，但旁人仍然有理由担心他会再开第二枪，不法侵害因而一直“正在进行”。因此，只要罪犯在现场没有被制服，受害人及其亲属都存在正当防卫的空间。只要违法者不投降，护法者就有防卫的余地，凶手的人身危险性也是防卫对象。这种“优先保护守法者”的人类基本情理，可以通过层层说理，转化为法律逻辑，这将能化解很多司法难题。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符合逻辑而在于遵循情理。人民信仰法律，是因为法律表达了人民认可的基本价值。除了科技等少数领域，在大多数生活领域中，法律就是常识、常理、常情的另一种体系化表达。民意和法律使用不同的话语体系，但都导向了基本一致的结果——公平与正义。

法律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逻辑为中心”。“人类基本情理”就是法条之上的自然正义，只考虑机械法律逻辑的司法者，有时会违背更高的自然正义。例如，在“王力军收购玉米案”中，一审法官只考虑法律逻辑，认为王力军没有按照当时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办理经营许可证，将其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而按照基本的社会常识，市场经济下的粮食自由买卖，与计划经济中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有着天壤之别。二审法院改判王力军无罪，也是用人之常情、民之常理，调节了法之逻辑。同理，在《第二十条》中，公交车司机见义勇为打伤流氓被判三年，无论检察官按照怎样的法律逻辑解释其行为有罪，都违背情理，无法得到当事人的信服。类似机械按照法律逻辑的判决，反而会损害法律的生命力。

现代法律人的任务，就是平衡情理与法律的关系。简单靠公众情理或法律逻辑断案都很容易，前者是古代乡贤的做法，后者是人工智能的工作。最难的就是在两者冲突时平衡好它们的关系，并将情理转化为法律。这是复杂的法律工作，也是对现代司法者的最高要求。一方面，可以考虑通过程序正义协调二者的冲突。在面对重大争议时，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让更多人参与讨论，表达意见，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情理，更准确地解读法律。另一方面，谨防“谁声音大谁有理”的怪象。情理并非“多人的看法”，需要警惕“人多即正义”的社会乱象。实践中，一些不法分子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做法试图绑架司法。司法者应当兼听则明，更要屏蔽噪音。

《第二十条》以社会热点案件为原型，探讨了法律与情理的冲突。虽然影视作品难以像司法过程一样严谨，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泪点与笑点交替的叙事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普法工作的开展。法治之路也是伴随着欢笑和泪水，我们期待，未来还可以有更多这类普法电影，直面法律难题与社会矛盾，推动中国稳步实现良法善治的伟大目标。（作者是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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